德国少年费迪南德家有一位上了年纪的女裁缝，陪伴他的成长，给他祖母般的关爱，却从来不提及自己的过往。这位裁缝去世后，费迪南德悲伤之余决定找寻她的身世。

发黄的信纸揭开了一段过往： 19 世纪末，少女奥尔加出生在波兰属地。 青涩时代，她爱上了工厂主儿子赫尔伯特，但清楚阶层不同，对方家庭不会答应这门婚事。和赫尔伯特度过幸福的几年后，两人不得不分离。奥尔加去一家乡村学校教书。赫尔伯特则选择从军，他喜欢周游列国，有一颗驿动的心。

纳粹攫取政权后，奥尔加因病失去听力，在世间辗转流离，这时无人知道，她怀揣着一个怎样的秘密……

本哈德•施林克（Bernhard Schlink），生于 1944 年。德国法学家，小说作家，法官。

代表作《朗读者》已被译成 50 种语言，是第一本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首位的德语小说。据其改编的电影获 2009 年金球奖和奥斯卡金像奖。

沈锡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翻译家协会会员，副译审。曾在多个国家重大工程建设项目中担任科技德语口笔译工作。译有赫塔·米勒的《今天我不愿面对自己》、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的《托特瑙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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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不会给你添麻烦的，她最喜欢站着看。”

母亲将女儿托付给女邻居时跟她说。女邻居起先不相信，可事实就是这样。小女孩一岁，站在厨房里，一个个看过来：配有四张椅子的桌子，餐具柜，上面放着平底锅和汤勺的炉灶，冲洗餐具的水槽，上面有一面镜子的盥洗盆，窗户，窗帘，最后是吊在天花板上的电灯。然后她走上几步路，站在敞开的卧室门口，在这里也能看到所有的一切：床，床头柜，橱柜，抽屉柜，窗户以及窗帘，最后又是电灯。她看得津津有味，尽管女邻居家里的布局和自己家里的没有什么不同，家具也几乎没有什么两样。当女邻居心想这个一声不吭的小女孩现在已将这个二居室里能看到的一切都看过了之后（厕所在楼梯间里），就把她放在了窗户旁的椅子上。

这个区很贫穷，每一栋高耸的房子后面都有一个狭窄的院子，还有一幢房子。狭小的马路上挤满了来自不同房子里的许许多多人、有轨电车和手推车。有人在出售手推车里的土豆、蔬菜和水果，有人售卖挂在胸前的托盘里的小玩意儿、香烟和火柴，年轻人在卖报，女人们在卖身。男人们在各个拐角等待机会，不管什么样的机会。每隔十分钟，便有两匹马拉着一辆车穿越铁轨，小女孩鼓起掌来。

即便她越长越大，她依然愿意站着观看。并不是她走路方面有问题，她走起路来既熟练又稳当。她想要观察，想让自己明白周边发生了什么事。她的父母彼此几乎不说话，也几乎不和她说话。这姑娘能说话和明事理，要归功于这位女邻居，她喜欢说，也说得很多，在一次摔倒之后无法干活了，于是常常帮女孩的母亲一把。当她和女孩出门时，她只能慢慢走路，不得不时时地停下脚步。可是，凡她能看到的东西她都要说上一通，解释一下，评价一番，教训一顿，小女孩都来不及听，而这种慢慢走路、经常停下对她正合适。

女邻居觉得小女孩应该多和其他孩子玩耍。可在黑漆漆的院子里和过道里，一切都很粗暴，谁想要有所主张，就必须斗争，谁不斗争，就要受折磨。不如说，孩子们的游戏是对生存斗争的准备，而不是一种娱乐。这小女孩并没有胆怯或者软弱。她不喜欢游戏。

她还没上学，就学会了读和写。女邻居起先不想教她，免得她在学校里感到无聊，可还是教她了。这小女孩阅读从她家里找到的书，《格林童话》，霍夫曼斯塔尔的《一百五十篇道德小说》，《神奇仙女娃娃的命运》，以及《蓬蓬头彼得》。她长时间地站着看书，倚靠在餐具柜或者窗台上。

倘若不会阅读和书写，这小女孩在学校里一定会觉得没劲。那位男教师用一根棍子反复地教四十个女学生一个个字母，而这种领读和跟读、领写和抄写很枯燥乏味。可女孩子拼命学着计算，好在购物时检查小贩是否算错。她喜欢唱歌，在乡土课上老师带着全班同学郊游，女孩子认识了布雷斯劳这座城市和周边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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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学会了在贫穷中成长。学校是一幢红砖新建筑，有着黄色砂石的壁炉台和壁柱，要比本区的其他房子更漂亮，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房子都破旧不堪。学校就是学校。可是，当小女孩看到宽阔的马路旁雄伟壮丽的住宅、带花园的别墅、富丽堂皇的公共建筑以及宽敞宏伟的广场和设施，当她在河岸边和大桥上更自由地呼吸时，她才明白自己所在的区里生活着穷人，她也是其中的一员。

她的父亲是码头工人，港口里没活可干时，他就待在家里。她的母亲是洗衣妇，从经济境况良好的人家家里取来换洗衣物，将一捆东西放在头顶上带回家，把它们洗干净、熨烫好，将那捆裹进床单的东西放在头顶上再送回去。她日复一日地干活，可干的活并没有给她带来很多收益。

父亲在转运煤炭期间连续多日睡不着觉、不能更衣，于是他就生病了—头疼、眩晕、高烧。母亲用湿毛巾冷敷他的额头和面颊。当母亲对自己的肚子和肩膀上出现微红色的皮疹感到害怕，然后叫来医生会诊时，也发觉自己头晕和发起烧来，医生诊断他们得了斑疹伤寒，于是将两人送入医院。他们和小女孩匆匆告别。

她看不到自己的父母。她不能被传染上疾病，因而人们不允许她上医院看望父母。直至父亲一周后去世，母亲十日后也追随丈夫而去时，她从暂时照看她的女邻居那里听说，父母亲又重新在一起了。她很想待在女邻居家里，女邻居也很想收留她。可她的祖父决定把小女孩带到波美拉尼亚。

早在祖母操持葬礼，清理掉家里的所有东西，通知学校女孩离校的时候，两人的关系就不是很和谐了。祖母先前并不赞同儿子的婚事。她有点以自己的德意志血统而自豪，拒绝让奥尔加·诺瓦克做她的儿媳妇，即便诺瓦克能说流利的德语。她也并不赞同这对夫妇给女孩起母亲的名字。只要小女孩在她的监护之下，她就应该有一个德国人的名字，而不是斯拉夫人的名字。

可奥尔加不接受德国人的名字。当祖母试图向她解释斯拉夫人名字的缺点和德国人名字的优点时，奥尔加却是一脸茫然地看着她。祖母将自己认为很好的德国名字提供给孙女，从埃德尔特劳德到希尔德加德，她拒绝从中选出一个名字。祖母解释说，那就这样吧，叫她黑尔加，几乎和奥尔加一样，她却两臂交叉，一言不发，对黑尔加的称呼不做出任何反应。于是从布雷斯劳到波美拉尼亚的火车上，以及抵达后的刚开始几天，都是这样的情况。然后祖母就让步了。可从那时起，在她眼里，奥尔加就是一个固执己见、毫无教养、忘恩负义的孩子。

一切对奥尔加都很陌生：离开大城市来到小乡村和辽阔的原野；离开有着不同年级的女子学校来到男女生同在一个教室的学校；周围不再是活泼的西里西亚人，而是安静的波美拉尼亚人；离开热情的女邻居，与固执的祖母共处；看书的自由时光少了许多，取而代之的是田里和花园里的劳作。她知道穷孩子从小应该如何行事，可她比其他孩子想要更多，想学习更多，想知道更多，想拥有更多的能力。祖母没有书，没有钢琴，奥尔加就不放过那个老师，直至他从图书馆里给她借书；也不放过那个管风琴师，直至他教她弹奏管风琴，并允许她练琴为止。在坚信礼课上，牧师轻蔑地谈起大卫·腓特烈·施特劳斯的《耶稣传》时，她就央求他把书借给她看。

她很孤单寂寞。乡下比城里可玩的东西更少，孩子们必须干活。即便玩，也只是玩些很粗糙的东西。奥尔加一向应付自如，可她并不真正属于其中。她渴望找到同样不属于其中的人。直到她找到了一个。他也同样与众不同。从一开始就是。